摘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构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亟待以更加全面和纵深的样态展开，为此，需要对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透彻梳理，以更加清醒的态度和更加坚定的自觉走出一条富含生态意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高度的历史契合性，中国共产党持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史也是一部生态文明的建设史，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得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重要推力。

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高度的理论耦合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探索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长期历程中始终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战【资 ;源 之.家.】略位置，正是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继承和发展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高度的实践关联性，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继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原则，充分发挥其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诸多构成层次与若干展开领域的能动辐射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源源不竭的绿色动力。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绿色发展；共同富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并对这一新道路的五个方面内涵构成与发展要义进行明确界定，其中“美丽”一词正是代指生态文明建设。在此基【资 ;源 之.家.】础上，《决议》以整体性的战略视角和前瞻性的发展视野进一步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是一个明显短板”[1]。要弥补这一现代化的“短板”，就有必要首先对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多方面内在关联进行细致审视与总体考察，以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来更好地拓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契合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始终是一项重点工作，二者具备深刻的历史契合性，而造就这一契合的关键环节就是人民。“人民群众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建设历程的实践主体，也是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成果的评价主体”【资 ;源 之.家.】[2]。正是在秉持着深厚的人民立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现代化的发展成果，使人民能够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享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生态福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

近代以来，在长期频仍的战争压力、不合理的资源开采、不均衡的人口增长与地区移民、经常性的灾荒破坏等因素作用下，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出不断恶化和扩大的趋势[3]。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采取了一系列切实举措加以应对，深刻印证了党的根本宗旨和立场。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以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

第一，高度重视对农业生态条件的维护和改善工作，提出“水【资 ;源 之.家.】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重要论断，强调要通过改良水利、修建塘坝、积蓄水源等方法来确保良好的农业种植生态条件。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正式将“改良水利”“改良种籽土质”等规定为“共产党之任务”[4] 253-254，并于此后相继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规章律例，为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维护农业生产的良好生态条件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二，积极组织救荒济灾的生态恢复活动，在发生严重的生态破坏和自然灾害时，特别是危及人民基本生存条件的蝗灾、旱涝等，党中央及时设立专项救灾基金，并动员全体人民参与到植树造林、开荒拓土、兴修水利的事业之中，使挽救和改善根据地与【资 ;源 之.家.】解放区的生态环境条件的努力“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5] 1041。

第三，主动开展保护环境、讲究卫生、勤俭节约的教育活动与政策呼吁，强调要实行“厉行有效的开源节流办法，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中，提倡生产运动与节约运动”[6] 160，并提出利用黑板报、庙会、戏剧等十二种贯穿广大人民日常生活、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卫生和环境教育[7] 631，由此树立起人民自觉内化的生态文明意识，达到“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8] 241的目的。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

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由此开启【资 ;源 之.家.】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崭新纪元，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峻、更为艰巨的执政考验，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为此，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在将事业重心集中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体系建设的同时，也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举措，在基本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保障了人民的良好生活环境，为协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一，兴修水利工程、呼吁植树造林，实现对水土状况的修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特别是1954年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淮河流域、荆江流域为典型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不仅造成的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也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留下了长期的发展隐患。党中央及【资 ;源 之.家.】时作出指示，“人民政府应该适当地采取一些办法援助修水利、修滩、造林”[9]的规划举措，避免此类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此后，在淮河、黄河、海河、长江、荆江等主要流域相继启动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建立起防洪、排涝的系统水利治理体系。同时，党中央也注重动员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呼吁全体人民投身于植树造林的行动当中，“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都绿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10] 44，从而为涵育水土状况提供良好的生态条件。

第二，调整工业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和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纠正盲目、无节制向自然索取的不良倾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期，党中央根据落后的工业国的现状【资 ;源 之.家.】以及严峻的国际态势，做出了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并相继形成了“大炼钢铁”“向自然开战”等带有极端倾向的指导原则。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开始意识到虽然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但却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为代价的。因此，党中央于1973年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并于次年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开始注重将现代化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观之，并着手探索构建相关规章制度，标志着党的现代化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

第三，大力宣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在社会主【资 ;源 之.家.】义制度建立以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成为当务之急，这就要求必须妥善解决好先进的工业国的目标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状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因此，党中央在综合思考“家底薄”“基础差”“先天不足”而发展任务异常艰巨等一系列情况后，决定在全党全国实行增产节约的发展战略，号召全体人民形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节约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11] 160。整体而言，尽管这一倡导节约的举措是从保证重工业建设的角度制定的，在有意识地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仍体现出明显的不足，但就这一举措本身的性质与实效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顺应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正面效应。

（三【资 ;源 之.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置于更为突出的战略位置，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与此同时，基于对先前时期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深刻体悟，以及对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预判，党中央在这一时期也有意识地整体推进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举措，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对人民与日俱增的新期待、新要求做出了回应和解答。

第一，构建系统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赋予现代化更加深刻的生态内涵。邓小平高度重视法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保障作用，尤其是其对保护生态环境的独特作用，在1978年就【资 ;源 之.家.】已经初步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构想[12] 146-147。此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化开始正式纳入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日程，直至1989年我国首部专门性、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出台为止，已经基本形成了涵盖总体规定与各基本领域的社会主义生态法律规范体系，顺应和保障了人民不断增长的生态文明需求。

第二，实行统筹协调的战略发展规划，赋予现代化更加深刻的可持续意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在各项事业上更加紧密地同世界接轨，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并流行的环保主义思潮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我国确立发展方针的重要参考因素，“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13] 353“在现代化建【资 ;源 之.家.】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3] 463。在如此考虑下，党中央制定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并于党的十六大上正式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全面小康的基本目标之一，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态势以更加协调、均衡和可持续的样貌呈现。

第三，创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逻辑，赋予现代化更加明确的生态路向。回顾以往的长期发展过程，“人民”这一话语要件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时期的关键词，但在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大局之下仍然显现出一定的弱势，甚至产生了一些诸如“只见GDP不见人”“先破坏后治理”的思维误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基于此种形势判断而提出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两型”社【资 ;源 之.家.】会、“建设生态文明”等战略构想，明确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遵循的发展特征，并由此在基本国策、国际协同、产业转型等各领域中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从而以全新的文明发展逻辑设想和规划了一个“工业文明后的更高级的人类历史文明形态”[14]。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更加紧迫地摆在党和国家事业面前，能否科学认识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联、准确研判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的现实状况、全面推进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频共振，成为直接关乎我国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时代之问”“人民【资 ;源 之.家.】之问”“现实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了一系列战略举措、提出了一系列战略设想，特别是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当代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南，架构起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崭新演绎逻辑，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地球生命共同体”，为持续深入、系统、全面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一，以全新的思维方式诠释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绎逻辑，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首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5] 90。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将辩证思维作【资 ;源 之.家.】为思想纲领，对现代化的水平、质量、衡量标准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经济效益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联合起来进行深切思考，厘清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由此推进和实施了绿色消费革命、经济发展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思想观念和战略举措，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基本前提。

其次，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5] 247。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系统思维作为思想指南，对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协调推进路径进行全面观照和整体统筹，不仅提出并贯彻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15] 257的发展思想，同时提出【资 ;源 之.家.】并贯彻“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6] 19的战略观点，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建了系统支撑。再次，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7] 123。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将民本思维作为思想底线，对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取向进行准确判定，坚持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作为根本发展目标，以高标准、强力度、严要求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美丽乡村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等一系列民生举措，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擘画了生动图景。

第二，以全新的制度体系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绎逻辑，强【资 ;源 之.家.】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建设覆盖全面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推动形成覆盖和引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总体规划和系列方案，“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制定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从总体目标、基本理念、主要原则、重点任务、制度保障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18]；又借由在全国各地调研考察的实际经验，重点关注并推进了包括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内的一系列区域生态保护制度体系。

其次，建设结构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宏观层面上【资 ;源 之.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导推动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和宪法，确保生态环境保护能够从根本上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一项重要制度原则予以实施；在微观层面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构建起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形成了包括源头治理、过程管控、后果惩处等方面的基本制度，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有章可循、有制可依。再次，建设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19]。

新时代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仅具有契合实际状况、适应发展阶段、呼应人民诉求的显著优势，同时保持了思想、制度、政策等方面的连【资 ;源 之.家.】续性和稳定性，从而展现出既尊重客观规律又继承历史经验的科学特性，为建设生态良好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制度保障。

第三，以全新的国际视野扩展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绎逻辑，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不断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坚持将“共商”作为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国际组织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20]，并不断以切实行动来宣示中国的决心与诚意。如率先发起建设“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全球倡议、主动破除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庄严承诺要按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生态目标等，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资 ;源 之.家.】和中国方案。其次，坚持将“共建”作为重要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18]，为此，中国坚持同世界各国一道探索和构建全球生态治理的有效途径。如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推动与沿线各国的生态环境协定举措落地实施，多次承办联合国缔约方大会并推动制定《鄂尔多斯宣言》《昆明宣言》《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全球协定，在美国奉行生态霸权主义的压力下坚决维护《巴黎协定》的治理成果、于2018年同诸多国家进一步完善了具体细则，等等，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再次，坚持将“共享”作为根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资 ;源 之.家.】始终呼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17] 231，中国致力于引领和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进程，归根到底是为了守护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深刻契合于各国人民的一致意愿和共同利益，是实现各国共谋发展蓝图、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

为此，中国以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愿意携手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国家，特别是以多种形式和手段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和资金扶持，确保全球生态治理成果公平公正惠及每个国家和全体人类，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气派和中国担当。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耦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资 ;源 之.家.】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1]，并由此“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既鲜明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民族国家层面和世界历史层面上的双重意义与显著优势，又有力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在造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性与优越性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与显著优势，其内在根源始于理论依托的科学性。正是基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演进规律、政治经济学所呈示的资本逻辑双重效应、科学社会主义所预示的社会发展必然前景，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资 ;源 之.家.】路之间的理论耦合，从而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生态文明视角上所具备的深厚科学意蕴。

（一）根源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演进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就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类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考察，并进一步揭示出人类历史演进所蕴含着的生态底色，即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的发展演进历史，特别是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就整体的思想演进历程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由唯物史观达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解，是经历了一个从可能性预设到必然性论证的过程的。

在探索创建唯物史观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尚且处于萌芽阶段，并且这一阶段不是以对物质生产方式客观条件的科学认识达到的，【资 ;源 之.家.】而是借由人本主义历史观所达到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视域中，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切理论和现实问题，最终都落脚于人的解放问题，只有使人得到彻底而全面的解放，即将人从压抑个性、束缚自由、摧残才能的条件下脱离出来，人与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是这一飞跃所蕴含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样，不论是《博士论文》中强调以人的自我意识来摆脱自然必然性，还是《巴黎手稿》中规避人与自然的冲突，抑或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架设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联系与沟通桥梁，直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资 ;源 之.家.】22] 545，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高度重视借由人这一基本点来探讨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在他们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预设性地揭示出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实现更高水平现代化的潜在可能。

在唯物史观经历了长期的衍化发展而最终成熟定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从生产力水平这一科学视角出发，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缘由归置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历史的演进阶段划分为“渔猎-农业-工业-生态”。在渔猎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最为原始的样态呈现。“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压倒一切的东西”[23] 356，自然在人的敬畏和膜拜之下被神圣化、神秘化，因而完全是作为一【资 ;源 之.家.】种异己的东西存在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也处于被动和受制状态，而体现为一种原始的、完全自然状态下的和谐。

在农业文明阶段，人已经“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24] 38，从而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但也由此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生态破坏，但囿于生产方式的落后和局限，这种破坏只是停留在较为轻微的程度，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尚可以用基本和谐来概括，而仍未恶化到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地步。在工业文明阶段，资本逻辑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逻辑，由此造成了人类历史产生前所未有的显著分化和激烈冲突。一方面，人类影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资 ;源 之.家.】力量”[25] 579。

另一方面，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欲望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资本逐利的狭隘意图成为一切实践活动的唯一标准，这样，生态环境成为资本逻辑下的必然牺牲品，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生态问题成为制约人类文明发展的一项重大问题。在生态文明阶段，人类通过反思过往发展所付出的惨重代价，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不是“人类征服自然、自然惩罚人类”的恶性循环，而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互动。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类不断推进和提升现代化发展水平、超越和扬弃旧的文明形态的必由之路。

（二）奠基于政治经济学所呈示的资本逻辑双重效应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在主要国家【资 ;源 之.家.】相继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由此带来的是资本逻辑产生的双重生态效应。一方面，资本逐利的狭隘意图导致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无节制索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破坏现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生产流程、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借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进行现实考察之后，实现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过程的综合性理论认知。

第一，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的生态发展路向，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更高水平现代化之间的合理关联指明了一种科学的生产方式。首先，生产社会化凭借大规模的集中生产，能够以前【资 ;源 之.家.】所未有的高效化、节约化方式利用生产资料，这就从起点上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生产条件。

其次，生产社会化同样通过集中利用手段，实现对生产废料的再利用。“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26] 94，这就从终点上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生产条件。最后，生产社会化能够将人这一最重要的生产因素聚合起来，利用“劳动的社会结合”为生产过程的节约化、循环化奠定根本保障，“工人的结合和协作，使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生产资料的集中、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节约成为可能”[26] 106，这就从过程上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生产条件。

第二，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现【资 ;源 之.家.】实生产状况的潜在生态趋向，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更高水平现代化之间的合理关联设想了一种科学的经济模式。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所导致的贫富差异、阶级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城乡分离现象，这就客观上产生了商品生产与商品消费之间、农业生产与工农业商品消费之间的巨大鸿沟，“消费排泄物”无法及时回流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并且大量堆积造成城市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另一方面，现代工农业生产不仅由于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而会产生更多的“生产排泄物”，即废料、废气、废水等诸多有害废弃物，而且还由于大量生物、化学制剂在生产过程的利用，导致废弃物具有相较以往更大的危害程度。【资 ;源 之.家.】同时，以上两种“排泄物”在处理方式上多数时候采取的是单向线性模式，即从自然资源中获取所需后直接将废弃物排放回生态环境中，由此造成愈益严重的生态破坏。

事实上，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再利用价值，“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26] 116，关键只是在于资本家是否愿意投入相应的成本来建立起完善的循环利用系统。基于此种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状况进行了考察，发现在诸如毛纺织业、化学工业等产业中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循环经济模式[26] 116-117。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探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已经蕴藏向更加契合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演进的趋势和【资 ;源 之.家.】可能，而这也正是对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现实预示。

第三，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跃迁历程，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更高水平现代化之间的合理关联发现了一种主要的推动力量。就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壮大的历程而言，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在这其中起到十分关键的推动效应，这种效应在初看时体现为顺应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扶持资本主义发展壮大、从而不断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消极”效应。但从纵深来看，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同时也积聚着促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消亡的内在因素，这其中的一项突出表现就是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扭转。

事实上，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只是扮演着一种纯粹客观的【资 ;源 之.家.】、以工具样态呈现的物质力量，其在具体的现实生产中究竟能够起到何种作用，终究还是取决于人这一主体因素。因此，科学技术完全可以经由人的合理利用来实现其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的媒介作用，这也正为扭转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相容关系、打造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耦合关系提供了重要动力。

（三）蕴含于科学社会主义所预示的社会发展必然前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理论学说，归根到底是为了提供对未来社会的合理论证。在经过对历史规律的澄清和现实状况的考察之后，进一步以此为依据来探索一条通向未来社会、实现更高水平现代化的科学道路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一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设想关于未来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资 ;源 之.家.】系、人本身的发展趋势、空间维度的结构样态等若干方面的基本原则实现的。

第一，揭示一种消弭“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未来社会现代化原则，即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一切旧的阶级社会形态，之所以呈现出愈益深重的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根源在于私有制，特别是作为私有制的最终体现形态和最高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一方面是资本家之间为攫取高额资本利润而进行的竞争；一方面是工人之间为争夺稀少的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竞争，二者共同导致了对生态环境的必然破坏。

因此，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首先实现“人与人的和解”，并在【资 ;源 之.家.】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的目的，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实现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及其生态图景的合理进路，“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2] 185，同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23] 300，从而为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了前提保障。

第二，探讨一种超越“单向度的人”的未来社会现代化原则，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劳动已完全蜕变为一种异化、“固定化”的劳【资 ;源 之.家.】动。在这种劳动中，人不是感觉到自己作为人的独特性，无法确证自己超越动物本能活动的本质特征，人作为不同于动物的高级生命体所具备的多方面的劳动要求被压抑和剥夺，甚至人本身已经将自己无意识地贬抑为与动物毫无二致的、只靠单纯肉体本能进行活动的生物，单纯的生理机能与物质欲望的满足成为人自我肯定的唯一标准，人成为“单向度的人”[27]，而包括生态环境、精神文明等标识人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方面则被忽略不计。这种场景在未来社会将不复存在，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 53。

人因而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性，不仅将劳动活动作为确证自我本质、彰显自身优势的主要途径，摆脱了仅仅【资 ;源 之.家.】以谋生手段来界定劳动活动的狭隘视野。同时，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也达到了全面、准确的阶段，“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23] 300，从而有意识地将生态向度纳入到现代化发展的构设框架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成为直接衡量未来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

第三，设想一种摆脱“虚幻共同体”的未来社会现代化原则，即“真正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形态整体上将呈现由“自然共同体”到“虚幻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的演进逻辑。在“自然共同体”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与自然尚处于原始的生态和谐景观之中。在“虚幻共同体”阶段，由于阶级划分成为社会的【资 ;源 之.家.】经常性行为，私有利益成为主导一切的底层逻辑。不论是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乃至世界交往都服从于私有原则，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阶级利益与人类利益、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对立冲突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22] 41，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此演化为两个尖锐对立的极点。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2] 571，狭隘的私有利益已经在个人的社会联合中被消灭，代之以更加契合于全体人类美好生活和未来愿景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断赋予“真正共同体”的现代化建设以更为深厚的生态意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26] 928【资 ;源 之.家.】-929，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现代化条件下的更高水平的复归，这也正预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走向。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关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5] 470。这一论述，立足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形、因应于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客观要求、契合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从五个具体方面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建设并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时代课题。

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关键【资 ;源 之.家.】性的一项，不仅以其特有的深层意蕴渗透于其他各项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原则之中，同时也更加深刻地彰显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项独特要义。因此，以系统性、联系性的视野对此进行梳理和阐明，能够充分借由生态文明建设的广泛指涉达到对其他若干现代化原则的统筹观照，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关键支撑，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

（一）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治理模式，积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力量

在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治理进程愈益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条件的背景下，如何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质量就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主要议题。这也直接关系到中【资 ;源 之.家.】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否在生态意蕴的支撑和佐证下得到持续提振，从而不断彰显出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势所在。“人是生态治理活动的社会主体，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是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动力”[28]。

两种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主体逻辑必然导致生态治理的不同演进趋向，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逻辑，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势必会导致不同个体间的利益差异以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由此造成对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不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以集体主义为逻辑，强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12] 337，在生态治理的过程中能够达到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资 ;源 之.家.】的有机统一与统筹协调，并且在这一逻辑指引下能够进一步将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独有特征转变为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优势，达到“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18]，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协调发展提供广泛力量。

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治理模式，关键要统筹好传统教育方式与现代网络方式。一是以传统教育方式展开，立足各类主体的不同特点，采取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教育原则，最大程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效应和关键意义普及好、宣传好，激励各类主体形成主动投身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过程的良好观念。二是以现代网络方式展开，架设现代化的生态治理交【资 ;源 之.家.】互平台，拓宽各类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渠道和途径。

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巨大优势，开发覆盖全面、信息共享、反馈及时、访问便捷的网络交互平台，如App客户端、html和h5网页、微信公众号平台、微博自媒体平台等，最大程度实现生态治理的与时俱进，确保生态治理人人参与、人人监督、人人尽责，从而发挥出各类主体协同参与生态治理的显著优势，为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协调推进注入不竭动能。

（二）构建覆盖全面的生态福利体系，完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物质动力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1]，既是百年以来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原【资 ;源 之.家.】则，也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篇章的必然路向。在如何评定与衡量共同富裕的问题上，首先要明确共同富裕的主体维度，即“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29]；进而要明确共同富裕的内容维度，即不仅要让人民享有丰裕的物质生活、为人民提供殷厚的经济福利，也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更高层次需要、在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福利，从而鲜明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并由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接续推进奠定深厚底气和生态意蕴。

构建覆盖全面的生态福利体系，关键要完善生态产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环节的相关举措。一是加快推动各类产业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实现绿色【资 ;源 之.家.】转型、提高生产效能，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生态产品。二是健全生态产品分配体系，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鼓励三次分配更多投资于生态领域，并进一步提升生态产品的供给力度。三是疏通生态产权和绿色资本变现渠道，不断探索建立覆盖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各领域的生态产权交易市场，完善生态福利体系的整体框架。四是加大对生态产品的宣传力度，借助地理旅游标志、有机食品认证等方式，刺激人民对生态产品的消费意愿，真正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7]。

（三）打造统筹协调的生态要素融合机制，厚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多维支撑

实现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新【资 ;源 之.家.】中国成立以来谋划党和国家事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30] 26。经过长期发展，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斐然，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弘扬，高尚的道德标准成为人民的自觉遵循，社会文明程度和日常行为风尚日益向好。

与此同时，随着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全局性的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更加深层的诉求，这突出地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程度上：没有生态文明，物【资 ;源 之.家.】质文明、精神文明再发达，也不可能有人民的幸福生活[31]，三者共同构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要素。

打造统筹协调的生态要素融合机制，一是要注重在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生态要素的有机融入，推动形成更加契合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生态生产力”的生产力样态[32]。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要将生态和谐的相关理论融入各级各类教育体系，帮助广大人民形成良好的生态道德，在主体层面上助推生态要素与生产力的有机融合；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关键因素，要加快科学技术的转化和应用进程，推动对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创新，提高对生产资料的高效、节约、绿色利用水平，在客体层面上提供生态要素与生产力有机融合的坚实保障。【资 ;源 之.家.】

二是要注重在营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风尚的过程中实现生态要素的有机融入，推动形成更加契合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生态文化与生态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文化样态[33]。要大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实现对“天人合一”“泛爱万物”“取用有节”等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更加适应于时代特点的表现形式；要积极借鉴西方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辩证态度对“深绿”思潮、“浅绿”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纷繁复杂的理论形态进行科学分析，驱散其中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利成分，汲取其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利观点，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加以阐发和释读。

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着力于生【资 ;源 之.家.】态文化与生态价值观的弘扬、普及和内化，避免单纯的知识教育手段或政治宣传形式，而要将这一过程视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综合利用各类公众媒体、积极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等载体，推动生态文化与生态价值观形成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进而真正转化为人民的内在认知和自觉意识，为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协调推进积淀久远的精神力量。

（四）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以来，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愈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威胁，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孤然于世，如何有效协同各方利益诉求、携手共建人类【资 ;源 之.家.】地球家园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时代课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34] 5。

坚决摒弃借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坚持以平等协商、互利互惠的原则推动世界各国“加强绿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发展成果”[35]，愿意同各国分享本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同时致力于打造契合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和全体人类一致诉求的地球生命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布局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交往原则的贯通性理解和整体性把握，“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1]，从而不仅为扭转全球生态恶化趋势提供了强大助【资 ;源 之.家.】力，也深刻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更加坚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信和底气。

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地球生命共同体，一是要广泛传播爱护生态、保护环境的共有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积蓄广泛的认知基础。要认清“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端，同时坚决摒弃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利用贸易方式和国际协定来实现污染转移的卑劣行为，坚持呼吁世界各国“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36] 525，与各国共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二是要主动承担社会主义大国的使命责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良好的国际风范。要【资 ;源 之.家.】深刻领悟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所承担的重大使命，不仅坚持做到以自身为垂范，积极履行国际公约和生态协定，同时要考虑到其他仍处于较低水平现代化阶段的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履责能力，通过战略政策、借由国际平台或出于道义支援给予这些国家适当的帮助，不仅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显著发展优势，同时也为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协调发展奠定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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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引用：党锐锋，徐琛.论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2022,（10）：5-16【资 ;源 之.家.】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10期

作者：党锐锋（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徐琛（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甘小梅、胡梁

编辑：邓汝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