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由曾经轰动全港的安老院系列恶性事件改编而成。影片中，A1新闻社接到一宗残疾院舍虐待院友的线报，记者潜入院舍长期暗访，揭发白日之下的非人生活。（资料图）

林保怡接一个角色，通常是因为喜欢，电影《白日之下》中的院长章剑华却令他讨厌到憎恶。拍摄结束后，他问导演，真的拍完了吗？我去剪头了。“没几个小时我就变回林保怡了，很快离开了他。”

2024年4月，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前夕，林保怡和《白日之下》导演简君晋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电话那头，林保怡有时会回到院长的语气，“你好啊”“真的吗”，但谈及角色，他变得严肃，偶尔语速很快。

《白日之下》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简君晋执导，由曾经轰动全港的安老院系列恶性事件改编，前期筹备长达五年。影片中，A1新闻社接到一宗残疾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记者凌晓琪潜入院舍，经过长期暗访，揭发白日之下的非人生活。

作为现实题材电影，该片自2023年11月在香港上映后，备受好评和关注，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收获口碑，亦揽获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6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等奖项。林保怡因影片中饰演反派院长的突破演出，被视为本届金像奖的“民间影帝”。

在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林保怡表示，一开始自己并非抱着强烈使命感出演章剑华一角，“我没有想过《白日之下》会那么成功”。他以为“上几天就下了”，直到很多朋友跟他提起，传媒找来访问，使命感渐渐生出，他希望更多人来“看看你身边发生了什么问题”。

作为电影工作者可以做什么?

四年前，简君晋和一群香港新人导演常聚在一起讨论对方的项目。当时聊到章剑华找谁演，《手卷烟》的导演陈健朗和《金都》的导演黄绮琳提议，不如用林保怡。“因为他是一个很专业，而且很想突破自己，不断想挑战自己的演员。”简君晋解释。

当时，林保怡正忙于监制和主演《叹息桥》，没有档期，很快拒绝了。而简君晋也因为没有找到投资者一时无法开拍。后来，终于准备拍摄时，他陆续找了很多演员都被拒绝，老板古天乐甚至说，如果实在没人演，他就去演。

后来，有一晚古天乐和林保怡吃饭，回来后问简君晋，有没有想过保怡呢？简君晋说他是几年前第一个推掉这个角色的人，古天乐很惊讶，“没有理由啊，有没有搞错”。这次古天乐给了林保怡完整的剧本，林保怡看完后，认为院长的角色表演空间很大，唯一的顾虑是，他没有弱视的经验，身边也没有弱视的朋友。

几天之后，电影公司帮忙找来一位弱视患者。刚见面是在公司里，林保怡发现光坐着聊天不够，到点时，他对导演说，我们去吃个午饭吧。他站在一旁看这位视障人士上下楼梯、走路的姿势，吃饭也留心观察一举一动，有时问他，前面的东西你能看到吗，对方说，能看到，但不知道是什么，只有模糊的轮廓。那顿饭后，林保怡把“他身上所有的身体语言都收下来了”，带回家和角色、剧本融合起来。

《白日之下》由一系列真实事件改编。2015年5月，香港《明报》揭发大埔安老院舍“剑桥护老院”的老年院友遭脱光，坐在轮椅上，在天台露天洗澡。之前，社会福利署巡查了涉事院舍超过百次，五年内收到12个投诉，但这间院舍从未被检控。事件曝光后震惊全港，被认为“严重损害长者尊严”，该护老院部分楼层不获续牌。

2015年5月，香港《明报》揭发大埔安老院舍“剑桥护老院”的老年院友遭脱光，坐在轮椅上，在天台露天洗澡。图为剧照。（资料图）

2016年6月，据《香港01》报道，葵涌残疾院舍“国宝之家”涉嫌虐待，智障院友被反绑于床位及坐厕，更曾因疏忽照顾遭灼伤。涉事院舍曾于一年内五度提高住宿费，膳食和环境却相当恶劣，院友需以青菜和鱼肉烧卖送饭充当正餐。

该报道刊出后，《香港01》收到更多关于院舍涉嫌虐待的线报。2016年8月，葵涌残疾院舍“康桥之家”一名14岁患有自闭症的男童离奇坠楼，这是八个月内的第六宗命案。

与此同时，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2014年被控与中度智障女院友非法性交，女院友智力只相当于8岁儿童，控方所持证据包括女事主曾称张以阴茎插入她下体的录影口供、警方在张的办公室垃圾桶内发现沾有与张DNA吻合的精液、与事主DNA吻合的混合物等。

由于事主患上创伤后压力症，一直未能康复，专家认为迫使她出庭，会让她更难以康复。律政司于2016年5月撤销控诉，当时区域法院法官陈广池表示，案件撤销是无奈，也是受害人和社会的“不幸”。

此外，“康桥之家”职员用藤条拍打院友、派发过期食物给院友食用、院舍内老鼠出没，张健华接受《香港01》视频专访时辩称“自己才是受害者”等，这些现实中发生过的事都在《白日之下》中呈现。

简君晋采访了很多新闻工作者、前线社工、议员、社会福利界的研究者，也认识了一些真实事件中的家属。当年看到新闻后，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联想到自己和家人，他问自己，“作为电影工作者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没有一个坏蛋觉得自己是坏的”

简君晋向林保怡提供了很多新闻资料，林保怡说，知道怎么做了。但具体怎么表演，要到了拍摄现场，才知道如何设计。过程很顺利，大概都是一两条就过了，“所以我拍了十多天戏，就剪了头发”。

对于自己的表演，林保怡觉得“还可以好一点点”，他想让观众透过银幕看到他也有一种心寒的感觉，“知道这个人是坏人”。他提到《沉默的羔羊》里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的杀人魔，“一出场你就很心寒，他会用什么方法杀人呢，谁会被他杀了这种感觉”。

他认为电影里院长是有这个表演层次的，“在杂志社（受访）、在法庭外都有这种感觉”。有一些朋友告诉他，看电影时，院长一出场，不觉得是一个坏人，但林保怡认为，现实世界坏人是看不出来的，“没有一个坏蛋觉得自己是坏的”，一定会有一套自己的理由。

简君晋则认为所谓平庸之恶，就是因为越过某些底线，你我都有机会成为这种恶魔。“这个院长亦是如此，在他的世界中，他一定觉得自己是主角，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可能那个是扭曲的道理，而我们都是活在正与邪、善与恶很暧昧的一个轮回中。”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院长这个角色并非要塑造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他自己身为残疾人士，有人拿着这个背景会做好事，但是有一些人偏偏选了另一条路。对他来讲，我相信他真的明白残疾人士或弱势社群每天生活的压力和困境，但他就选了一个这样的方向去作恶。”

拍戏前，林保怡没有给章剑华写人物小传，因为新闻报道里已经有很多元素，“就好像做菜一样，下一点点这个，下一点点那个。到现场之后，这个可以的，我可以用这个表演的方法演院长，这个应该会很好看。”

比如，院长引诱小铃的雪糕是编剧想的，办公室里的玩具乐器则是林保怡问道具组要的，“这个可以吸引小孩过来”。院长性侵小铃那场戏，林保怡在家看剧本时以为有点难度，但是到了现场，对手演员和导演都配合顺利，一两条就过了。

办公室里吸引女孩的玩具乐器是林保怡自己的设计。（资料图）

在他看来，这场戏的重点在于，院长怎么把未成年且有智力障碍的小铃带进房间来，这个过程一定要让观众看起来合理，而这是剧本里没有的。后来他想到的方式是——采耳朵。

残疾院舍内，日常没有人照顾院友，所以采耳这样的“琐事”只有院长来做。他还想到了剪指甲，弱视的人要看得清楚，需要把手拉到眼睛前，但他觉得采耳朵会更亲密。

“所以我们就把采耳朵拍成一场魔鬼的戏。你一定要跟小铃靠得很近很近，才能看得清楚她耳朵里面的东西，看了之后，其实也闻得到小铃的体味，这会引发出其他坏的念头和想象。这个就是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应该要创作的一部分。”林保怡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除此之外，令他印象很深的一个创作细节是院长出席法庭后，拿出一张写好诉求的纸，向媒体喊话。“其实这张纸剧本里是没有的，到了现场之后，我就跟导演说，我需要一张纸。”

他认为院长事先预料到法庭不能定他的罪，所以头一晚已经写好了诉求。院长对现场的传媒说，“这么多年来，我都把院友当成自己的家人。因为传媒的未审先判，我变成不实报道的牺牲品，今日的判决，可以说是还我一个公道……我才是受害者。我会向律政司无理监控追讨全额讼费，更加会对不负责任的传媒追讨赔偿。”

那段台词是全片的一个高潮点，林保怡和编剧从戏剧节奏的角度研究后认为，最重要的两句台词是院长要求赔偿诉讼费的诉求，“他是犯法的人，还要求人家赔偿”。

“其实他的诉求说出来的时候，戏里所有的对手听完之后都会很愤怒的，因为他是故意的，他不是当时写出来的，是早已经想过了。”林保怡解读。

电影中，林保怡饰演的院长被法庭宣判无罪后，拿出一张写好诉求的纸，向媒体喊话。（资料图）

“很多人的声音在社会中没有被听见”

《香港01》侦查组记者劳显亮和龙婉琪将残疾院舍事件报道分成了两条线：院舍内离奇死亡的黑幕调查、前院长的涉嫌性侵案。

简君晋坦言，在展现弱势群体照护、护老困境等问题之余，他也希望聚焦新闻记者内心的挣扎和矛盾。在和新闻工作者聊天之后，他发现和电影工作者相似，大家都努力寻找故事，但人们“是否还在乎真相呢？”

影片中，在记者凌晓琪这个主人公身上，他刻意塑造了她现实的一面。因为现实的接触中，他发现很多记者都用一种“冷漠、很倔”的感觉包装自己，不外露正义感，“慢慢收起来”。

在记者凌晓琪这个主人公身上，简君晋刻意塑造了她现实的一面。因为现实的接触中，他发现很多记者都用一种“冷漠、很倔”的感觉包装自己，不外露正义感。（资料图）

凌晓琪自称职业生涯从未为新闻流过眼泪，但影片最后，却有了她在车里流泪的场面。简君晋说，这场戏恰恰证明，她过去是因为强烈情感的驱使才从事这份职业，“所以记者的矛盾和挣扎就在这个地方，他们表面和内里在打仗，所以她最后忍不住为这件事流泪。当然她那滴眼泪，余香凝饰演的这位主角，我想压抑了很久，最后终于将她的情绪在车里面释放出来，因为通伯的话令她有所释怀。”

《白日之下》并没有一个大团圆结局，肇事者没有被绳之以法，而涉事院舍被吊销执照后，院友们在大雨中无家可归，指责揭露真相的记者是害人精。这一结局设计被视为反高潮，简君晋解释，他不是刻意营造反高潮的情节，而是因为现实便是如此。

当时新闻报道刊出后，残疾院舍被吊销牌照，简君晋问记者朋友，有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记者朋友回答说有，但也被很多家属痛骂和指责，因为报道刊出后，很多院友无家可归，十分狼狈，没有地方安置。

“我马上想到，原来我们做一件动机善良的事，有时候结果往往未必如我们所料，但是否代表我们不再去择善固执呢？”简君晋说。

在研究资料的过程中，简君晋知道旁人无法完全理解那些受害者，但是希望“我们尽量去感受多过了解”。“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做好，所以导致这些问题出现，很多人的声音在社会中没有被听见，但是希望我们从小事开始，更多地去珍惜身边人，或者去了解、帮助身边的人，我相信社会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电影没有给出大团圆结局，涉事院舍被吊销执照后，院友们在大雨中无家可归，指责揭露真相的记者是害人精。这一结局也源自现实。（资料图）

据香港媒体近期报道，已被吊销牌照的葵涌私营残疾院舍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被指与一名智障女院友非法性交，律政司因院友不适宜作供而撤诉，院友家属早年在区域法院向张健华等3名被告索偿约134万港币。2024年3月25日，法官颁下判辞，裁定原告胜诉，确认案发时张健华在其办公室性侵受害者，指其证供“牵强”和“可笑”；张健华和康桥之家需赔偿共约119.4万港币，其中七成由张承担。

电影上映后，简君晋吃饭时，听到隔壁桌在讨论《白日之下》。他们是社会福利界人士，不是讨论剧情，而是在讨论如何让业界变得更好。“如果恶没有恶报，善也没有善报时，人为何仍要固执择善呢？我相信不是每件事都要看结果才去做，尤其是善良的事。”

南方周末记者付子洋南方周末实习生董嘉迪

责编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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